作者 |肖瑶
编辑 | 何承波
生孩子的医疗负担持续降低，新生儿的父母们发现，现在生孩子基本不花钱了。国家有关部门正全面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积极推动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全额保障，持续降低生育费用负担，助力更多家庭敢生、愿生。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我国新生儿数量约为400万，比去年同比减少7%—8%。10月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则首次明确了要“建立全国育儿补贴制度，逐步推开免费学前教育”。这是在“投资于人”的基本理念之上，致力于人口结构优化的政策转变。
刺激人口增长的政策方向，正在经历一场兼顾“多”与“优”的转型。
一切都在相对短的时间窗口内进行着。2025年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每生育一个孩子可以领取3600元。
这是中央层面第一次以现金方式奖励生育的政策，不是减免税收，也不是发消费券，而是直接发人民币。
育儿补贴主要通过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线上申领，也保留了线下办理渠道和人工服务/图源：央视新闻
据11月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自9月至11月，全国累计已提交3170多万条申领育儿补贴的信息。
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地方着手通过直接发放金钱补贴的方式来鼓励生育。比如2021年6月，四川攀枝花市最早开始对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当地户籍家庭发放500元/月的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自2016年、2021年陆续全面开放两孩及三孩以来，适龄妇女生育率逐年走低。2023年，全国总和生育率跌破1.1，人口负增长成为现实。
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过去五年内，全球许多国家的生育率都持续下降，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更替水平。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平均总和生育率将下降到1.8%。
《坡道上的家》剧照
从完善生育相关税收政策到直接发放金钱补贴，过去5年来，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也在逐步完善。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提出要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一年后，2025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要完善生育保险制度、落实生育休假制度、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等等相关制度。
一场由上至下的生育革命，正在发生。
生育成为公共事务
在2025年，生一个孩子需要花多少钱？
广州妈妈柳依于今年5月在某三甲医院通过剖宫产生下一个孩子，总花费5400元左右，职工医保与生育保险统筹加起来支付了超过95%，个人只需要自费59.87元。生下一个孩子，只花了两顿饭钱，“低到我难以置信”，柳依说。
这还不是住院分娩成本的最低限度。2025年9月，一名产妇在深圳妇幼保健院生孩子，剖宫产住院5天，生育险加上统筹医保，全部报销下来，个人只支付了6毛钱。
11月初，一网友在“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评论区称，自己前不久生产时，住院、分娩，全过程个人只花了3.7元。
生产前，柳依与丈夫的预算是2000—3000元，手术时的腰部麻醉，术后的镇痛泵，“这些项目如果自费需要5000—6000元”，但柳依没想到，“居然全都能报”。术后，她在双人间病房住了三天，也全都能报销。
《今生也是第一次》剧照
在医疗保险和生育津贴的帮助下，如今，从怀孕到生产的确可以维持在一个极低的开销范围。
自2025年9月以来，江西、安徽、陕西等省陆续在全省推出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据国家医保局消息，到11月1日，全国已有25个省份（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九成统筹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
而在此之前，生育津贴多由单位代发，长期以来，难免存在拖延甚至截留的风险。“直付个人”直接降低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率损耗，增强了育龄群体的安全感。
作为影响不少家庭与个人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减轻经济负担，成为近年来不少为鼓励生育的国家与地方政策的出发点。
2023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一则《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决定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三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分别提高1000元。
图片由税务总局新媒体、中国税务报社联合制作
需注意的是，任何针对减轻开支或缴税负担的政策，都要结合全国客观人口基数和人均收入情况来看待。网络上的讨论里，认为3600元育儿补贴杯水车薪的声音不在少数。对这部分人来说，这个数额也许不及他们月工资的零头，的确难以根本触动个体的生育意愿。
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09元，即每月平均361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86元，每月平均为1965元。3600元的育儿补贴，足以覆盖平均线以下居民的一个月可支配收入。
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方甚至陆续开始通过经济补助奖励结婚与生育。从2023年开始，浙江常山县第一个宣布结婚即奖励1000元，紧接着，绍兴、山西吕梁、东莞横沥等地纷纷开始直接为登记结婚的新人当场发放红包或消费券。虽然补贴标准和形式各有不同，但总方针都指向减轻居民婚育的经济负担。
在人口基数与流动率较小的二三线及以下小城市，婚育困境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更为灵活，直接发钱鼓励结婚，也似乎更能解婚育率走低的燃眉之急。
而在一线、超一线城市，更常见的政策方向，是建立更为整体性的全社会支持系统。
2025年8月，上海提出推行“生育友好岗+产假社保补贴”的联动，明确产假社保补贴要按照“属地管理，先缴后补”原则，采取“一次申领，打包发放”，完善经办系统、申请与审核步骤，试图最大限度破除生育女性的就业壁垒。
上海再推重磅生育支持政策，实施女职工产假社保补贴/截图自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
同样在8月，北京市也正式开始实施生育补贴、生育休假等方面的15项新政策措施，除了完善婴幼儿专项附加税、提高生育保险报销标准等，还强调了要“提高社区服务中心儿科服务能力”“扩大托育服务供给”，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
在北京、上海、广深等地区，为促进生育的系列举措，多是旨在建立由政府、社会、企业共同参与的生育成本共担机制。而这也往往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挥示范和领头作用。
比如，2023年7月，北京成为第一个正式开始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的城市。之后的两年，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陆续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已惠及超100万人次。
所谓“生育友好”，即尽力消解乃至破除人与环境之间的落差。不论范围与程度如何，主动改进婚育环境，回应适龄年轻人的需求和顾虑，宏观层面，的确是值得鼓励与期待的积极之举。
总之，过去三五年逐步推出的具体政策，都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趋势：从现在开始，生育逐渐不仅是家庭领域的私人事务，而是成为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性公共事务。
生育负担的解放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954万人，出生率为6.77‰。新生儿数量比2023年增加了52万人，虽然是自2017年以来首次回升，但总体而言，生育率距离预期仍有一段距离。
不甚乐观的数据反映了一个事实：生孩子不是一个能被机械提高的经济学公式，而是关乎社会经济文化、个人观念等诸多切身要素的复杂行为。对此，一部分政策也想到了从生育行为的前、后两方入手，吸引或鼓励适龄女性生育。
2025年5月10日起，全国正式推行取消婚姻登记地域限制、无需户口本的新规。这进一步弱化了传统习俗里家庭缔结的性质，将婚姻进一步“归还”给个体决定。
在传统观念与社会文化里，生育是与婚姻严格绑定的。因此，设法提高结婚率，亦成为近年来不少“催生”政策的着力点。各地纷纷出台的结婚鼓励举措，均是生育鼓励的前奏和预演。
更进一步，对非婚生育的保障也在一些地方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探索。最早在2020年12月，上海市民政局就正式宣布取消计生审核表，即开放对未婚女性申领生育保险的限制。2023年2月，四川省开始实施《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将“夫妻应当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更改为“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应办理生育登记”，即取消了对生育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
这被解读为“允许非婚生育子女上户口、允许非婚生育的女性”可正常领取生育津贴，其本质，是试图将生育与婚姻、家庭解绑，通过向非婚女性开放生育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减轻她们在做生育决策方面的负担。
这种负担，包含社会性与生理性两方面。就前者而言，程式上的解绑，松动的是社会普遍对“未婚生子”的观念。就后者而言，承担生育生理与心理压力的主体，更多是女性。如何在这方面进一步为生育主体减负，也是政策的发力点之一。
近年来，各地纷纷推出了为减轻孕产妇心理与生理负担的政策尝试，比如对分娩镇痛技术的科普与普及。2025年6月5日，国家卫健委联合国家疾控局共同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分娩镇痛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到2025年底，全国开展产科医疗服务的三级医疗机构将全部能提供分娩镇痛服务。到2027年，开展产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将全部能够提供分娩镇痛服务。
自2018年国家启动分娩镇痛试点以来，全国近千家医院已陆续开展相关服务。据国家卫健委分娩镇痛试点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全国900多家试点医院普及率已达53%，但仍有调研数据显示，全国实施分娩镇痛的整体普及率只有30%。目前，仍有不少人对分娩镇痛技术有认知误区，比如认为其会伤害胎儿。
《玫瑰的故事》剧照
人类的生育，从来不只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兼具了生物性和社会性两个基本层面，为促进生育率而出台的政策，既需要关注普遍的物质支持、社会支持，也需要在生理层面，为女性提供真切的身心减负支持，这才能补全“社会生育力”呵护体系的短板。
生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仅是在医院里完成的一项活动，而是深深嵌套进社会制度、个人生活与文化观念的永久性决定。鼓励生育的措施大刀阔斧，但旗帜的另一面，是本该被重点考虑进整个结构调整计划里的，真实的个体诉求。
实践告诉我们，任何单一的举措，都很难带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构性变化。国家政策对生育的社会支持，必然是全方位的、细致入微的，如此才能让生育主体有切实之感。因为政策往往是宏大的，而生育决策却是具体而微的，个体的动念，往往在润物细无声中生发。
孩子生下来之后
2025年8月，就在“育儿补贴”政策正式推出的一个月后，半岁女孩的母亲阿珍忽然发现，她不少常用的婴儿日用品竟然悄悄涨价了。她常买的一种国内品牌奶粉，在原价基础上“涨了十几块”。某品牌纸尿裤的单价也有微妙上浮。
这也并非孤例。社交平台上，宝妈们纷纷晒出自己购买的奶粉品牌以及涨价幅度，其中不乏飞鹤、海普诺凯等大牌，均在2025年7月后涨价30—200元不等。
根据2024年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目前，我国大多数婴幼儿用品如奶粉、衣物、玩具等，在销售时适用13%的基本税率。电商平台的价格浮动与诸多因素相关，但巧妙的时间点重合，难免让人心生联想与疑窦。
新华社记者曾就此现象进行走访调查，发现虽然因为经销商、品牌、平台规则等不同，涨价并未成为不同商家、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共性，但一直以来，母婴用品市场都存在着如“返利缩水，实付增高”“跟风提价”“监管不足”等问题。
由于婴幼儿用品直接与生育行为挂钩，补贴与消费两种看似无关的经济单项，对个体和家庭而言常常是放在同一时间段内发生的。以奶粉为例，未满周岁的婴幼儿每个月需要喝掉7—8罐奶粉，即便按每罐涨价30元计算，每个月也会多出210至240元的花费，一年3600元的育儿补贴，奶粉就可以花掉大部分。
对决定要生育的群体而言，生育补贴无疑是具备鼓励性质的利好，但孩子生下来之后呢？当“产妇”变成“妈妈”，发生在她们身上的，生育带来的其他需求，是否也能被看见？
今年1月，24岁的陈雨在江苏常州生下一个孩子。除去私立医院的生产费用，孩子出生之后，才是“花钱如流水”的开始：28天的月子中心7万元；大宗婴儿用品和洗护用品等共计约4万元；35罐奶粉约1万元；生产完第三个月，陈雨开始上班，请了育儿嫂住家，小半年共计花费6万元；孩子的早教课2万元。
此外，陈雨因产后贫血住了4天院，住院费是5000元，不能报销。由于产后损伤严重，她还花了3万元做产后康复。她是“疤痕体质”，去医院打疤痕针、疤痕护理，又花去6000元左右。再加上产前产后的各项护理，算下来，从怀孕到生产，陈雨一共花掉了30多万。
陈雨知道，这些开销并不是每一个产妇、每一个家庭都能选择和承担的，“生育成本丰俭由人”。但她深刻地感受到，养育一个孩子，“生”只是最基础的起步。在养育、恢复母体等方面所需的经济、时间与精力面前，分娩几乎不值一提。
《今生也是第一次》剧照
只要生育的主体仍然是女性，社会便不能不优先考虑女性群体的需求。按照传统分工，育儿照料的劳动主体、被生育打断职业计划的主体，多数仍是家庭中的女性。这是一个无法从私人领域拓展到公共领域的惯性。
近年来，也陆续有部分地区出台相关政策，尝试通过完善托育服务、为宝妈提供岗位等措施，分担女性的育儿压力，减轻她们在生育处境下的顾虑与掣肘。
据11月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目前，全国已有托育服务机构12.6万家，托位总数达到665.7万个。其中，普惠托位数明显增长，每千人口的托位数已达4.73。“普惠托育”意味着将育儿负担纳入公共服务体系，育儿事务也从家庭拉到公共领域。
但仅仅是扩大托育范围，对年轻人的生娃“诱惑性”也许还不够。近年来，部分地区开始推出“妈妈岗”，即为在家抚养儿童的妇女提供的就业机会，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
不过，“妈妈岗”在舆论层面引发了一番争议：鼓励母亲参加工作，但同时依然兼顾家庭，是否在变相要求母亲们变得更“全能”？即便承担了家庭里的照料育儿工作，闲暇时仍然不能休息，而是要拿着一份相对低的薪酬继续劳动。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社会舆论与真实情况之间，并不是严丝合缝的，从情绪到问题之间，还存在着许多无法彼此耦合的微小罅隙，它们也许渗透了社会真正的痛点和难题。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让年轻人更有生育意愿和积极性，各界专家学者也提出了不少切实的建议。譬如，人大代表吴金笔就曾建议，将税收、医保、购房政策向“三孩家庭”倾斜。
其余诸如减免多孩家庭教育费用、高考加分、推出公办托育服务等等，本质思路都是动用社会公共力量减轻孩子出生后的养育问题。也有人呼吁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北京大学的章永乐副教授，甚至在2021年公开鼓励女性在本科期间结婚生子。
从“人口”到“人”
就经济支持而言，不论哪一种方法，对国家而言，必然都是一笔不小的财力和物力支出，背后扭转生育意愿的决心，不可谓不小。
但仅仅是经济补贴，对生育率的促进其实也有限，不仅是中国，放眼全球，都是如此。
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进行了长达30年的生育补贴。如今，在日本，一个孩子从出生直到高中毕业，政府要补贴几十万元人民币。然而，到了2023年，日本全国的生育率也仅为1.2，新生儿数量降至1899年政府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
少子化危机最严重的另一个东亚国家韩国，亦从2005年就开始发放育儿补贴，但在过去十年内，韩国的生育率一路下跌，2023年直接跌到了在全球人口规模较大国家中垫底的0.72。
1981年~2023年韩国出生人数走势/图源：MacroTrends
社会福利体系和经济补贴，的确能在短期内止住“自由落体”的生育率，但总体下行似乎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不过，由此也不难看出，所有力挽狂澜的政策，如果能做到延缓生育率下降速度，就已经可以看作是积极的成效了。
因此，人口危机恐怕不能被单一地理解为“养育成本太高”，而是现代化到一定阶段后几乎必然要经历的挑战。
如今，所有政策都围绕一个关键概念，“生育友好型社会”，所谓“友好”，不是指通过“利诱”，让原本不生的人选择生，而是让生育主力群体对环境产生更多安全感，相信时下周遭是一个适宜生育、发展的环境。
更容易地结婚、更早被允许生育，年轻人对生育的真正关切，远不止这些。一个对自己与他人生命负责的人，会认真考虑未来至少20年内的养育环境。在这方面，生育也不仅仅是女性的事，鼓励措施也不该只针对女性作出。譬如，男性产假的落实标准与情况、社会对家务育儿劳动的承认情况、与生养相关消费的价格监督，林林总总，都渗透了适龄人群的细微关切。相比起利诱，消除恐慌与担忧，是更需要做的。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经济学者杨凡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生育补贴的本质是一项“民生工程”，其核心价值，远不止于追求生育率数据的回升，更在于切实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并通过释放生育友好信号重塑社会预期。
当生育变成一项公共事务，与人类生产活动有关的一切细致而微的要素，应该被更多纳入考虑，而非被简化排除。正如波兰人类学家马利诺夫斯基所说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任何社会制度都建筑在一套物质的基础上，包括环境的一部分以及种种文化的设备”。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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